深夜，一名日军翻进老农家，偷偷将一摞钱塞进窗户，低声道：“千万别声张，这是白天拿您东西的钱”。老农不敢吭声，心想鬼子抢东西什么时候给过钱？更别说深更半夜的送钱了！
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陈列柜里，静静躺着一枚日制怀表和几页泛黄的手稿。它们的主人叫坂本寅吉，墓碑上刻着这样一行字：一名日本国际主义战士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坂本寅吉1914年生于日本，少年时随家人移居上海。他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，说得一口带吴语腔的中国话，最爱读鲁迅的小说，也爱挤在人群里看元宵灯会。那段日子让他觉得，中国和日本的老百姓其实没什么不同，都是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。
后来中日关系紧张，一家人回了日本。家境败落，坂本寅吉读不起书，进了一家鞋铺当学徒。他有一个哥哥在东京帝大念书，加入了日本共产党，时常带回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和传单，上面写着工厂里童工被打死、矿工集体抗争的事。哥哥讲给他听，他听完常常沉默很久。
就是从那时候起，他开始往工人集会上跑，开始读马列的书，也开始在心里认定一件事：这场正在酝酿的战争，是错的。
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，坂本寅吉秘密加入了反战同盟。但没过多久，一纸征兵令把他送进了炮兵部队，随即被派往中国浙江。他想反抗，但反抗意味着送命。他只能跟着部队一路南下，看着自己所在的队伍烧房子、抢粮食、对老百姓施暴。
他在战场上做了一个“不合格的兵”。每次进村“扫荡”，他都故意落在队尾，刺刀永远比别人慢半拍。有一次几个日本兵把一个老人按在地上搜身，他走过去，把刺刀往旁边一偏，假装没看见，绕开了。同伴笑他胆小，他不辩解，手心全是汗。他知道自己在走钢丝，一步踩空就是深渊。
但仅仅不做恶，在他看来还不够。白天他被裹挟着参与了那些事，夜里躺在铺位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于是他开始摸黑去找那些被抢过的农户，把自己攒下的军饷从窗户缝里塞进去，用压低的声音说一句“这是白天的钱”。
起初村民以为有诈，不敢收。后来次数多了，有人认出他就是白天那个“没力气打人”的日本兵，背后开始叫他“假鬼子”。
这种事做多了终究瞒不住。同伴中有人起了疑心，当面问他是不是跟中国人有来往。他背后一阵发凉，从此再不敢夜里出门，人也变得更加沉默。
1943年，他被调离作战部队，发配到义乌楂林的日军采伐队当运输联络员。明面上是工作调动，实际是被排挤出了核心圈子。采伐队驻扎在乡间，日子单调，但他很快发现，自己被监视的程度一点没减。于是他扮成一个木讷寡言的小角色，每天闷头在仓库和伐木区之间来回跑。
转机来自一个叫蒋油壶的人。这人是当地的维持会长，名义上替日军办事，实际上一直在给共产党游击队递消息。坂本寅吉观察了他很久，某次碰面时试探着透了点口风。蒋油壶心里有了数，不久后便安排他见了一个人——游击队负责人陈福明。
那是一个雨夜，坂本寅吉把一本巴掌大的记事簿塞到陈福明手里，里面记着采伐队的运输时刻表、兵力调动规律、警戒换岗时间。从这天起，他成了游击队安插在日军内部的情报员。
之后几个月，他的情报帮了大忙。游击队根据他提供的运输路线，在山道上截了三批军需物资；又根据他摸清的换岗时间，顺利端掉了一个外围据点。日军始终没查出来消息是怎么走漏的。
1945年初，采伐队换了新队长黑田。黑田到任后头一件事就是排查与中国人有接触的士兵，坂本寅吉被列入重点怀疑对象。他察觉气氛不对，紧急传出消息，请求除掉黑田。游击队很快行动，在一次伏击中击毙了黑田。但这也意味着坂本寅吉彻底暴露。他被宪兵队逮捕，准备押回日本受审。
陈福明没有放弃他。游击队在半路设伏，趁押送队伍穿过山路时发动突袭，硬把人抢了回来。当天晚上，坂本寅吉脱掉穿了八年的日军军装，换上了新四军的灰布制服。
1945年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改名蒋贤礼。因为精通炮兵技术，被编入浙东新四军炮兵部队担任教员。他把日军那边学来的测距校准方法毫无保留地教给战士们，还自己动手改良了几门缴获的山炮的瞄准具。后来他在部队里结识了一个当地姑娘，两人结了婚，有了孩子。
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，蒋贤礼的炮兵连奉命开赴安徽萧县。那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恶战，炮火把天都映红了。1949年1月，他在阵地上调整炮位时，一发敌人的炮弹落在近旁，弹片击中了他的胸腹部。卫生员赶到时，他已经说不出话了，手还指着炮位方向。
他被抬下阵地后不久便停止了呼吸，时年35岁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蒋贤礼的儿子带着家人去了日本。辗转找到父亲的亲族后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父亲没有背叛谁，他只是选了自己认为对的那条路。
坂本寅吉生前留下的那只怀表，至今仍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安静地走着停了的时针。和它摆在一起的，是一段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——关于一个人如何在被时代裹挟的洪流里，硬生生为自己找回了一颗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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