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8年10月的一场秋雨把河南安阳的土地泡得松软，炸药声中，碎土飞起。董作宾捡起一块龟甲，斜光照见细密刻痕，他低声道：“这不是普通符号，可能是王朝的印记。”旁侧的助手忍不住问：“会不会改写课本？”没人想到，这块甲片竟为三千年前的殷商发声。
甲骨文重见天日之前，海外学界流传一种说法：中国五千年历史里，夏商早期到西周初年空缺一千五百年，没有文字也无实物，既无法归入“信史”，就应从正史中剔除。声音不大，却时常被引用，让不少国人皱眉。
那么，被称为“空白”的年代到底是哪一段？大致从公元前约2070年的夏建国，到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赶出镐京的“国人暴动”，前后约1500年。外人质疑的核心并非年代长短，而是凭什么证明它们真实存在。
对“信史”的判定最直接的标准是“可考”。能看见刻字、能掂量器物，才算历史学意义上的“有凭证”。若只剩传说与谱牒，便落入“传疑”行列。同样的道理，在国内也适用；从甲骨文未出土前，殷商在许多教科书里都被列为“半信史”。
然而，信史与传疑之间，并非泾渭分明。有意思的是，殷商自有文字，却由于材料局限，记录大多刻在龟甲、兽骨或青铜，载体少、分布散，百姓口口相传的内容又难以落墨，结果留下“文献记得住，实物难寻”的窘境。
为什么古人不多留点资料？先秦社会识字者寥寥，写字的成本高昂，且书写多为国家礼仪或占卜服务。王室重祭祀，轻编年；史官制度尚未成熟，“记事”远不如“问天”重要。加之频繁的战乱与天灾，竹简焚毁、青铜再铸，时间像细沙般漏掉了大量信息。
再看材料本身。竹木易腐，帛书怕水火。就算亲历者写下见闻，也难抵三千年虫蛀霉变。当今能到博物馆展出的早期缯帛寥寥可数，恰恰说明保存难度极高，失传几乎是命定结果。
尽管如此，断裂并非永恒。甲骨文的系统整理让商王世系首次与战国竹简、《尚书·商书》互相印证；安阳殷墟宫殿区、洹北商城等遗址的发掘，更把商朝疆域、祭祀、手工业摆上实物舞台，所谓“无证”不攻自破。
至于更久远的夏，考古界把目光投向洛阳以西的偃师河洛盆地。1970年代发现的二里头遗址里，绿釉龙纹铜钺、夯土宫城基址、整套青铜礼器，让“夏都”不再只是《史记》里的名字。最新碳十四测年锁定其年代约公元前1750年，比文献记载略晚，却大体吻合。
周代的线索更充足。天子东迁后，金文大量转刻于青铜器，“大盂鼎”“毛公鼎”记国事、祭祀、封赏，最短数十字，最长三百余字。配合《左传》《尚书·多方》记年，公元前841年的“共和元年”被定为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。空窗至此终告结束。
正当这些新发现接连问世，国外仍有些学者坚持“缺环论”。他们忽略一个事实——考古并非在图书馆里完成，而是在地层深处与岁月较量。史实不需要嗓门大小来决定，而是等待铁锹、探针、电镜一步步揭示。
还有人提出更尖锐的质疑：既没有连贯文字，为何不怀疑那一千五百年只是后世编造？回答很简单，历史的存在不仅要靠纸上字，还靠文化的连贯性。古蜀金沙的太阳神鸟金饰，与后世《山海经》太阳三足乌神话暗合；河北辛庄子商周城址出土的绳纹陶，与长江中下游同类型遗存互有传承。断代说若成立，这些文化现象就无法自圆其说。
更深层的背景是殖民时期对东方文明的话语挤压。19世纪以来，大批中国早期青铜与甲骨流落大英博物馆、大英图书馆、加拿大皇家博物馆，被贴上“无主孤品”标签。假使夏商地位被彻底否定，这些藏品便成了“不明来历的艺术品”，再无返还压力。
从蛛丝马迹到山河破土，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把“传疑”推向“可知”。遗憾的是，很多重要材料仍沉睡地下，亦或散落海外。随着LIDAR、加速器质谱测年等技术普及，更多谜团有望被解开，到那时，这段空白将不再是空白，而会成为连缀华夏史链的坚固环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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